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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文革道歉”,当面比登报更实在  

2013-08-30 04:28:54|  分类: 中国历史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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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最近,媒体上关于“文革道歉”的消息不少,有集中出现的趋势。这可能是因为文革期间被打者一般年纪较大,打人者相对年纪要小一点。算起来,当年的被打者不少已经去世,当年的打人者,如今也大都到了耄耋之年。老话说:“人之将死,其言也善”,可能他们在生命最后的时刻,想起当年打人的经历,良心上有所不安,因此将道歉作为一个对自己最后的交待。至于“文革道歉”是否真的属于集中出现,背后是否真的有人操作以达到其他目的,我觉得没必要深究,这应该是人之常情。对于这个话题,我说点自己的经历。
    文革开始时,我在劳改农场的寄宿制幼儿园。那时的很多事情已经记不住了,但有一些至今依然记得很清楚。有一天,幼儿园老师领着小朋友排队离开幼儿园,去参加一项活动。其实,小朋友也不知道是什么活动,只是能够到幼儿园外面去,大家都很高兴。但是,一位老师将我和另一个女孩留下,不让我俩跟别人一起出去。我俩不知道为什么,很委屈地留在幼儿园,由一个老妈妈照看。那是一个下午,我觉得很孤单。那个小女孩的家离我家很近,两家都认识,关系不错。那天,我们俩和老妈妈一起,度过了一个非常沉默的下午,不知道为什么被特殊对待。
    小朋友们回来后,叽叽喳喳,原因渐渐清楚了。小朋友们说:他们看到我和那个小女孩的父母了。我父亲当时在外地,我母亲和那个女孩的父亲都在中学教书,女孩的母亲则在小学教书。那天下午召开了批斗会,被批斗的有我母亲和她的父母。小朋友们把批斗会上的情景描述了一番,断断续续、零零碎碎。我记得有戴高帽、挂牌子、喊口号等情节。我想,应该是幼儿园老师事先知道了批斗会的内容,所以才没有让我俩去。现在想起来,多少也有点疑惑:这算人性化吗?
    此后,我俩在幼儿园的特殊待遇越来越多。幼儿园里晚上到了固定时间,小朋友们都应该上床睡觉。但是有一天,老师只让我和那个女孩按时睡觉,其他小朋友那天晚上可以晚点睡觉。我听说那天晚上天空中会有一个中国造的、叫做人造卫星的东西,还会播出《东方红》。幼儿园老师领着其他小朋友一起等着人造卫星和《东方红》,我俩没有这个待遇,只好按时睡觉。我躺在床上想:如果天上有个大喇叭播放《东方红》,他们在外面,我俩在屋里,应该也能听到,最多声音小一点。因此,我一个劲地让那个女孩别睡着,等着听《东方红》。最后,谁都熬不住睡着了,也没听到《东方红》。第二天,我拐弯抹角地问小朋友,又问老师,最后才知道,《东方红》是在收音机里听的,不是人造卫星上有个大喇叭播放。我当时很宽慰地对那个女孩说:收音机里听《东方红》与平常听应该没什么两样,所以没必要遗憾。
    我父母当年都是右派,从上海下放到劳改农场。文革开始后,“地富反坏右”中的老右派又被拎出来批斗,很常见。虽然我没见到文革第一次批斗会,但在此以后,我的确见过不少打人的场景,也听说过不少打人的事情。住在我家隔壁的是一个孤身老太太,原先是小学校长,因为曾经留学苏联,被说成是苏修特务,和我母亲一样属于“关牛棚”的对象。加上她儿子替刘少奇辩护被判刑,老太太脾气又倔,经常被打。我当时所在的小学没有食堂,要去中学食堂吃饭,吃饭前,那位老太太经常被端着饭碗的中学生呵斥、勒令,弯腰、鞠躬,折腾半天才让她吃饭。中学红卫兵似乎把它当成一件好玩的事情,在食堂里推推搡搡也有,一般不太严重。
    我自己因为成分不好,也被大同学欺负过。我上幼儿园之前,因我母亲意外受伤,有一段时间我被寄养在别人家。那家人是工人出身,家里有五个孩子,都比我大,我管他们都叫哥哥姐姐。我上小学时,他们有的也上小学,年级比我高,有的上中学。小学、中学离得不远,所以,如果有人欺负我,他们经常会跑来帮我。仗着他们工人阶级的身份,别人也不敢胡来,让我少吃了不少苦头。对此,我至今都感激他们。但是,我需要别人向我道歉吗?我记得,当年曾经打过我的一个中学生,后来参军了,在对越反击战中牺牲了。我还需要他道歉吗?
    我有时会从母亲那里听到一点事情,比如谁打过人,后来提干了,谁打过谁,后来当了学校领导。从小学到中学,我有几个关系一直很好的同学,后来我才知道,其中一个的父母当年打过我母亲。后来,他父母分别成了小学和中学的领导。但我母亲对我说过别人打人的事情,没对我说过他父母打人的事情。我知道这些事情是在很久以后。
    文革结束后,我父母平反,回到了上海。我在上海的一个寄宿中学读书。我的那个关系不错的同学与他的父母依然留在农场。为了考大学,他经常给我写信,想要一点上海学校的学习资料,我尽量提供给他。有一次周末回家,我发现我那位同学的父母住在我家。母亲告诉我,他们是到上海来看病的,没地方住,我母亲便让他们暂时住在我家。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妥,反正我只有周末才回家。只是觉得他们对我特别好,特别客气。两个大人,两个曾经的学校领导,对我这么客气,反倒让我有点别扭。后来他们离开了。再后来,我那位同学也考到了上海。又过了很多年,他们都去世了。有一次,我母亲以前在农场的一位学生来看她,说起那对夫妇。学生问我母亲:“他们当年那样打你,你还让他们住在你家?”母亲说:“人家生病了,帮个忙也应该。”那时我才知道,那对夫妇住在我家时,曾经向我母亲下跪道歉。但在他们去世之前,我母亲从来没有对人说过。
    除此之外,还有当年打过我母亲的人特地来我家向她道歉。这些人主要是母亲当年的学生,他们那时年纪小,后来工作了,到了提干、升职的时候。他们的道歉出于各种目的,有的是真心后悔,有的其实是希望我母亲不要反映他们当年的行为,以免影响他们现在的工作。对此,我母亲心里很清楚。不管他们出于什么目的,本着与人为善的态度,母亲的确都原谅了他们。
    我认为,这种当面道歉,比写文章登报道歉更实在些。即便有各种目的,那也确实是道歉。如果不登门,只是登报道歉,我反而会觉得是在炒作。真正的道歉应该勇于面对当年的受害人,勇于承担因道歉不诚恳、受害人不接受道歉的尴尬。登报道歉容易轻描淡写、避重就轻,容易蒙混过关。我还认为,担心自己的前途而较早向我母亲道歉的人,比那些退休后无后顾之忧再道歉的人,也要真实一些。当然,如果找不到道歉对象,只能写文章、登报道歉,则另当别论。我知道,关于文革期间的打人,有很多毫不张扬的道歉。这种道歉的分量并不比写文章道歉轻。我认为,道歉与否只关乎良心,不关乎政治。反之,如果当下跟风道歉的人是出于政治目的,那么,这种道歉的意义也不大,我不希望看到道歉成为一场缺乏良心、缺乏诚意的政治秀。
    我曾经想把我在劳改农场十几年的经历写下来,从一个孩子的视角看文革,看各色人等。写了个开头,没时间写完。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时间、有兴趣写完它。

 

注:本文刊于“观察者网”,有小改动

 本文转载自刘仰《那些无人知晓的文革道歉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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